1971年，小义出生在松花江边一座青砖黛瓦的小城。
母亲用红布包裹他时，窗外的大杨树正簌簌落着枯叶，灶膛里的红薯香混着煤球味，成了他对童年最初的嗅觉记忆。
上小学那天，小义把新买来的绿布书包背得端端正正。
教室里的课桌椅缺胳膊少腿，他和同桌共用一张长条椅子。
但每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工整的粉笔字，阳光穿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，在课本上投下斑驳光影，他总觉得那些铅字都在闪闪发光。
放学路上，她和小伙伴们追逐着滚铁环，用玻璃弹珠在青石板上玩“跳房子”，捡来的冰棍棍被编成精巧的小筐。
1970年代中期，父亲从国营商店买回来一台崭新的收音机。
傍晚时分，全家围坐在八仙桌旁，听着《小喇叭》节目里孙敬修爷爷讲故事。
母亲会在一旁纳鞋底，纳进的不仅是千层布，还有对好日子的期盼。
姐姐常把攒下的糖纸叠成星星，夹在课本里当书签，那些五彩斑斓的纸星星，成了他对未来的憧憬。
1978年深冬的清晨，寒气裹着冰碴子往衣领里钻，小义呼出的白雾刚离开嘴唇，就凝成细小的冰晶。
她把补丁摞补丁的蓝布棉袄又紧了紧，冻得通红的手指几乎失去知觉，却仍死死攥着书包带——那上面还缠着母亲用碎布条编的防滑结。
石板路上结着层薄冰，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，每走一步都能听见脚下传来细微的"咔嚓"声，像极了课本里描写的冰河开裂。
远远望见学校灰扑扑的砖墙，小玉加快了脚步。
教室的窗户蒙着厚厚的白霜，玻璃上天然长成的冰花纹路，像极了美术课上学过的蕨类植物。
她赶忙哈出几口热气，用冻僵的手掌在玻璃上使劲儿擦拭，粗糙的皮肤和玻璃摩擦发出"沙沙"的响声。
霜花融化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，在袖口晕开深色的痕迹。
当玻璃上终于出现一方清晰的小窗，小玉踮着脚朝里张望。
讲台上整齐叠着一摞红绸面的奖状，边角处烫金的"三好学生"字样在晨光中若隐若现。
最上面那张的边缘还微微卷起，像是被老师反复清点过。
小义的心突然开始"砰砰"首跳，呼出的白雾再次模糊了视线。
他又抹了抹玻璃，看见阳光正斜斜地照在奖状上，把红色衬得愈发鲜艳，恍惚间竟像极了过年时屋檐下挂着的红灯笼。
升入初中时，校门口的国营副食店换上了玻璃橱窗，偶尔能看见彩色包装的水果糖。
班里有同学带来了塑料文具盒，按动按钮就能弹出一排彩色铅笔，引得众人围观。
小义却更喜欢在放学后去江边写生，用省下的饭钱买最便宜的素描本，把夕阳下运沙船的剪影、码头上挑担的工人，都画进本子里。
1980年代初，小城渐渐热闹起来。
百货公司挂上了霓虹灯，第一家录像厅开张时，放学的路上总能听见邓丽君的歌声。
小玉的书包里除了课本，还多了《少年文艺》杂志。
她在作文里写下“愿做一粒种子，在春天的泥土里生长”，老师用红笔在文末批注：“文字如清泉，望不负韶华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