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的春夜，林疏桐将沾满油污的工装裤晾在研究所的铁丝架上。戈壁滩的风裹着沙粒撞向窗户，她在玻璃裂纹的倒影里，看见自己枯黄发尾间夹杂的几缕银丝——这是参与“红山计划”的第五年，也是她与顾淮舟离婚的第三年。
抽屉最深处压着封未拆的信，火漆印上是顾淮舟部队的番号。她曾亲眼见过他如何用那把瑞士军刀削出利落的火漆花纹，彼时他刚完成边境排雷任务，食指缺失的关节抵着刀背说：“林工，科学与战争都需要精准的计算。”
“但计算不包括人心。”她当时擦拭着辐射计量仪回答，窗外沙暴吞没了尾音。
此刻信纸在柴油灯下泛着冷光：[顾淮舟申请调任西北边防团，已于昨日抵达红山基地外围驻防区。] 通知函右下角补了行锋利的小字：[疏桐，我找到了当年那枚哑弹。]
指腹摩挲过“哑弹”二字，沙漏里的时光倾泻回1965年秋。刚留苏归国的她裹着羊绒大衣走进国防科工委，与满身硝烟味的拆弹专家迎面相撞。他肩章上的雪落在她实验报告扉页，融成一道蜿蜒的蓝线。
“顾淮舟。”他摘下手套握手，虎口疤痕硌疼她的掌心，“听说你要造比原子弹更可怕的东西？”
“是更精确的核能控制系统。”她抽回手，瞥见他军装第三颗纽扣系错位置，“就像您总把防爆服氧气阀装在右腰——违反操作手册第7条。”
他愣怔片刻突然大笑，震得走廊声控灯骤亮：“林工，要不要赌赌看？你设计的控制系统和我的拆弹技术，谁先通过实战检验。”
这场赌约持续了十年。她埋首于托卡马克装置的数据海时，他在湄公河畔剪断引线；她因辐射病吐血染红图纸那夜，他正从雪崩中挖出冻僵的测绘队员。直到三年前那场秘密会议，他作为军方代表否决了她的核电站选址方案。
“红山地下存在未知空洞，基建风险超过临界值。”他推来的地质报告插满彩色标签，像排雷时标记的死亡禁区。
她攥紧茶杯冷笑：“顾